南开大学之父
南开大学之父
2019年是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在中国超过100年历史的大学且从未更改过校名的大学并不多见，南开大学就是其中一所，因此南开大学也是中国文化品牌价值的大学之一，无论历史如何变迁，相信南开大学永远也都不会更名的，那么南开大学究竟是谁创办的呢？
南开大学创办者是晚清教育官员严修（中山大学通报），一个不太被公众所熟悉的历史人物，2019年也是严修逝世周年，在即将迎来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记述严修其人其事，以飨者。
严修（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字范孙，浙江慈溪人，18年4月12日出生于直隶省三河县，其父亲严克宽祖父严家瑞及上几辈人都是盐商出身，严家长期在天津经营盐业，18年英法联军相继攻陷塘沽、大沽口并占领天津期间，全家人为躲避战乱而避居于三河县，严家二公子严修即出生在那里。
18年，严家又迁回天津，严修父亲严克宽青少年时代也曾试走科举之路，但却未能如愿，他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但长子严振最终也是子承父业，唯有次子严修从小聪颖伶俐，是个书的材料，成为科举之路上的成功者。
18年，严修参加了顺天府乡试，乡试是省一级考试，严修与徐世昌同时中举，徐世昌比严修年长5岁，祖上是浙江宁波人，与严家经商不同，徐家是在京畿地区为官，严修与徐世昌的相识，为其日后飞黄腾达有所襄助。
18年，严修与徐世昌又到北京参加了会试，会试是集全国乡试中举者在北京，考试合格并被录取者为进士，严修金榜题名而徐世昌落榜，因此严修成为光绪九年进士，而徐世昌三年后才考中，是为光绪十二年进士，比严修晚了三年。
严修曾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等，翰林院可谓是皇家智囊库，也是任命官员的储备库，历史上曾有“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阁”之说，凡是从翰林院外派为官者，大多授予六品衔官员，类似于现在的厅局级干部。
光绪皇帝对严修也是格外青睐并曾数次召见，并于14年8月外派其出任贵州学政，学政是省一级主管教育和科举的行政官员，位在巡抚与布政使、按察使之间，类似于现在的省教育厅长，大多都是一任三年，而严修则任期四年，其赴贵州履职之时，适逢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让国人深感震惊，严修在贵州期间即开始接触西学并曾学习过英语，在贵州“启黔省一代书新风”。
18年春，严修结束贵州任期径上海乘船回天津时，在船上偶遇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和梁启超，他们一路畅谈甚欢，严修也深受“康梁思想”响，回到北京后也与这些维新派人士多有联系，并积极支持维新运动，而严修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徐桐的强烈不满。
徐桐乃严修座师，是严修参加会试并考中进士时的主考官，也是晚清保守派代表人物之一，《南开大学创始人》中曰：“守旧，恶西学如仇。”徐桐寓所就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大门上的对联就是“望洋兴叹；与鬼为邻”，其憎恶洋人之态度可见一斑。
徐桐乃朝廷重臣，深得慈禧太后宠信，他采取一切手段打压维新运动，对其得意弟子严修也是毫不客气，徐桐当时执掌翰林院，对严修不再委以重任，严修无奈只好回天津隐居，但此举也是无意中救了严修一命，因为“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康广仁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与谭嗣同等人在菜市口被砍头，而严修因为没有过多参与戊戌变法而未受到朝廷的追究。
严修回到天津隐居后，开始将全部精力用于兴学，他以家塾作为试验创建了“严氏家馆”，并为严家子孙讲授西学，此举也是受盛宣怀创办“北洋大学堂”之启发，“北洋大学堂”创建于15年，是中国人独自创建的k22所大学，“戊戌变法”失败后也没有受到太大冲击。
严修聘请刚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张伯苓主持“严氏家馆”，并由张伯苓讲授英语、数学和理化等现代课程，在私塾学堂讲授“西洋”课程，这在一百多年前绝对是一件新鲜事，慕名前来求学者纷至沓来，但更多的是各种非议。
在中国想要办一件创新事情总是会遇到重重阻力的，而要想突破传统思想和传统势力的束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尽管严修与张伯苓年龄相差16岁，但二人兴学理念却相同，共同开创了私塾现代教育模式和教学内容，并游说天津士绅捐资助学，创办了民立小学堂，并逐渐扩大办学规模。
日本实行明治维新之后，致使国力迅猛增长，也由此吸引了中国许多仁人志士东渡日本留学，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严修也于12年自费前往日本考察教育，了解日本学校的办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他深切地感受到了日本和社会对教育的高度重，并从中深受教育和启发。
14年春，严修被直隶总督袁世凯聘为直隶总督府学务处督办，严修之所以能够再次出山，完全是徐世昌举荐的结果，徐世昌与袁世凯私交甚好，是袁世凯最为信任的智囊人物，经其介绍严修与袁世凯相识，袁世凯也颇赏识严修的才能，严修上任不久即组团再赴日本考察并访问了文部省，了解日本的教育制度和教育行政管理，并让张伯苓也一同随行出访。
严修从日本归来后，主持创办了各级各类学堂多所，还设立了女子小学堂、保姆（山东大学机械学院）讲习所、养蒙园（大学的活动）等教育机构，与此同时又在天津筹备建立私立敬业中学堂，并于当年10月开学，由张伯苓出任学堂监督（华中科技大学大学）。
15年春，严修与时任“保定大学堂”监督卢靖一同谒见袁世凯，力陈科举制度之弊，“谓非罢废不足以言兴学”，严修、卢靖都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但为了国家教育之兴盛而毅然进言，再由袁世凯领衔入奏朝廷，当年8月在中国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止，“此为先生疾呼之力也。”
15年12月6日，清设立学部，设5司12科统管全国教育，类似于教育部职能，而此前是由“京师大学堂”统管全国教育的，这一天也标志着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开端，学部尚书由荣庆出任，熙瑛补授左侍郎，而严修以候补三品出任右侍郎，翌年又出任左侍郎，左、右侍郎大都由“从二品”官员出任，由此可见朝廷对严修的重用。
17年私立敬业中学堂在天津城区南部一片开洼地，选址建立新的校舍，学堂随即改称私立南开中学堂，从此“南开”声誉渐起并成为k21学校， “南开”校名也一直沿用至今，相信“南开”是有风骨的，永远也都不会更名。
18年11月中旬，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驾崩，由年幼的溥仪继位，其父载沣为摄政王，载沣因痛恨袁世凯并解除其一切职务，严修曾不畏惹祸上身而为袁世凯说项，甚至与杨度等人还到车站送别袁世凯回乡。
19年7月，清外务部与学部会商启动了“庚子赔款”留美计划，严修委派学部员外郎范源濂会同外务部周自齐、唐国安组建游美学务处，并负责组织遴选考试，于19年至11年相继组织了三批“庚子赔款”留美考试，梅贻琦、秉志、胡适、竺可桢、赵元任、胡刚复、周仁等人都是“庚子赔款”考试的受益者。
严修还主持拟定了“八年教育计划”，并以学部名义奏请筹建京师书馆、名辞编译馆、变通中学堂课程等，因载沣厌恶袁世凯并株连到严修，严修遂于10年3月称病不出，并“自此不复出仕”，然其在学部履职四年，事无巨细且劳瘁不辞，其历史功绩当载于史册当中。
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袁世凯被邀重新出山任内阁总理大臣，其力邀严修出任度支大臣和南北议和大臣，这两个职位都是“从一品”大员，尽管严修刚过半百之年，正是年富力强之龄，但都被其婉言拒之，14年袁世凯又曾力邀严修出任教育总长，但还是被严修婉拒，盖不以利禄为荣耳，此乃官场罕见之人也。
当袁世凯于15年底称帝时，严修以书信劝谏袁大总统：“为中国计，不改国体存亡未可知，改则其亡可立待。为总统计，不改而亡，犹不失亘古惟一之伟人，改而亡，则内无以对本心，外无以对国民，上无以对前清之列宗，下无以对千秋万世……。”遂与袁世凯绝交，而当袁世凯因患尿毒症病亡之后，严修又亲往吊唁并参加送葬，由此可见严修“为人见道义不避斧钺，洁身不违世情。”
袁世凯病亡之后，相继执掌北洋之权柄者有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段祺瑞、曹锟等人，严修与上述等人有同年、故旧、亲戚等关系，但“皆欲罗之而卒不能成。”
17年秋，严修派遣张伯苓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考察美式教育，翌年又与清朝学部时期的老部下、时任北洋教育总长范源濂赴美与张伯苓汇合，三人一起游历了美国各地大学，重点考察了美国一些私立大学的组织架构、办学措施和办学经费筹措等等。
18年12月，严修与张伯苓从美国回国后，开始筹划创办私立南开大学，他们积极四处筹措经费，不但游说天津士绅捐资办学，而且也争取到了北洋的大力支持，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在私立南开中学附近建设校舍，私立南开学校大学部终于在19年9月正式开学，由张伯苓出任校长，凌冰出任教务长，当年共招收了名学生。
私立南开大学创办伊始，就设置了文科、商科和理科，后来很快就发展成为三个学院，凌冰是从南开中学走出的毕业生，又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考取了留美官费生，他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克拉克大学求学并获教育学和心理学博士。
凌冰以自己的人脉从美国联络和游说了一大批k21留学生到南开任教，由克拉克大学博士邱宗岳创办了化学系、哈佛大学博士姜立夫创建了数学系、普林斯顿大学博士饶毓泰创建了物理系、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蒋廷黻创建了历史系等等，而芝加哥大学教育心理学硕士黄珏生更是以秘书长之身份为南开大学服务了大半辈子。
应该说私立南开大学起点是很高的，其办学经费除北洋少许补贴和学生学费之外，基本仰赖云南大学家的捐赠，学校本着“贵精不贵多，重质不重量”的办学原则办学，学校规模一直比较小，当年南开大学的办学原则，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学建设仍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13年，严修和张伯苓又创建了南开女中，18年又设立了南开小学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南开系列学校，之后不久又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从而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这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的，这种教育体系一直保留到现在，无论是小学生、中学生、还是大学生，南开所属的系列学校，从来都是天津人乃至全国书人向往的名校。
南开从其建校之日起，就主张德、智、体、美四育并进，强调爱国教育、道德教育和人格教育，注重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逐渐形成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精神，培养了大批k21人才，南开学子以能在南开书而自豪，而南开校友之间的情谊，相比其他学校校友之间的关系更加深厚。
张伯苓曾这样高度评价创立南开的严修：“南开之有今日，严先生之力尤多，严公逝世，在个人失一同志，在学校失一导师，应尊严先生为校父。”严修作为南开的创始人，理应被誉为“南开校父”或是“南开大学之父”，无论如何赞誉都不为过。
中国教育经费历来捉襟见肘，而私立性质的学校更是“差钱”，严修自从兴学以来，就掏出全部家底助学，为南开捐款、捐地、捐书，仅南开大学建校之初，严修就曾捐赠购书款2000美元及数百册书，12年又捐赠土地将近6亩，更多的是奔走各地游说各方，为南开筹集办学经费，其中酸甜苦辣常人难以理解，这样一位教育大家难道不应该大力宣传吗？
周恩来为南开杰出校友，因参加而被南开除名，但严修却是慧眼识珠，从其作文中料定其拥有宰相之才，遂资助其留学欧洲，当有人告知严修其在巴黎参加，应当停止对其资助，严修以“人各有志，不宜相勉”说之，严修这种不以学生政治信仰有变而更初衷，可谓是其育人才别具卓识也，而周恩来也曾以“严先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好人”对其高度评价。
严修乃饱学之士，与赵幼梅、王守恂被誉为天津“诗坛三杰”，他也是书法大家，与华世奎、赵元礼、孟广慧并称天津近代四大书法家，一生著有《广州白云区的大学》和《南开大学创始人》、《周宏华东师范大学》等，尤其以其日记最有史料价值，是研究晚清历史的珍贵史料，其杰出的历史贡献还有待史学家和历史爱好者挖掘和研究。
严修是19年3月15日晚11时病逝的，享年岁，并不算高寿，至今已经整整九十年了，现代人提及南开大学创始人，人们似乎只知道张伯苓，很少有知道严修（大学生最多的城市）的，而严修的历史贡献也不仅仅是一所南开大学，在严修辞世之后，张伯苓才成为南开大学的灵魂人物。
鲜为人知的是，自19年4月9日起，私立南开大学才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从此开启了国立南开大学时代，尽管当年张伯苓和南开校友都不愿意南开改制，但巨额的办学经费却无力筹措，南开大学不得不接受的安排，中国一代私立k21大学仅存在27年就凋零了，此后均由国家拨付教育经费，而100年后的南开大学，其知名度也似乎有逐渐下降之趋势。
在即将迎来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之际，仅以此文为贺之，教育乃国家和民生之大计，希望有更多像严修这样的教育家出现在当代，只要各级各类学校校长都能成为一定意义上的教育家，而不仅仅是官员，那将是中华民族之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