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群体对社会主要问题的认知变迁与积极心态培育
大学生群体对社会主要问题的认知变迁与积极心态培育
围绕大学生群体对于社会主要问题的认知及其变迁趋势，“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天津的大学排名）”数据研究发现,“三距一房两挑战”代表了大学生群体对于社会主要问题的基本理解。其中，“三距”即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社会流动机会差距，以这三者为代表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是大学生群体最的社会问题；“一房两挑战”即高房价是引发焦虑感的主要来源，人口老龄化与国际环境复杂化成为新的挑战。食品安全、主流价值观缺乏、环境污染及腐败问题提及比例大幅下降，相关方面的国家治理得到青年群体认可。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社会问题认知导致了差异化的社会心态取向。其中，城乡差距问题的大学生群体在社会评价和发展效能方面更加积极；贫富差距问题的大学生群体在政策偏好维度凸显了“有国才有家”的态度取向；认为社会流动机会差距是社会主要问题的大学生群体表现出消极的社会评价和发展效能、民粹主义倾向的公平观与财富观以及对国家在道德和绩效层面的较高要求；房价问题与社会流动机会差距问题导致的社会心态后果存在一定相似性；老龄化与国际环境复杂化的大学生群体呈现出对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政策偏好。本文结论表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大学生等青年群体凝聚社会共识的公约数；需要高度青年群体关于社会流动机会差距问题的讨论，特别是与房价相关的舆论议题；对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愈发可能成为青年群体社会心态新趋势。/p>
中国的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的变化，这些新形势、新变化既大学生社会问题量调整与国际政治新格局，也体现出中国在持续深化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上述论断指出了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挑战及一系列社会问题。
本文认为，对于中国社会主要问题的判断，既是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理论来源，也是凝聚社会价值共识与培育积极社会心态的现实基础。公众对于社会主要问题的认识及其变迁，一方面代表了公众对于各方面工作的感知和评价，以及对于未来一段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着力推进方向的期待，另一方面也可以成为研究者理解和追踪社会心态变迁的风向标。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以大学生为主要代表的青年群体如何理解和认识社会主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响着中国社会共识的凝聚。
本文采用的复旦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上海开放大学信息安全与社会管理创新实验室与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逢甲大学排名）”数据，考察了大学生群体从2015年到浦东大学年对社会主要问题的认知变迁。“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青岛理工大学考研）”在2015年、2017年和吉林大学排名年共计开展三轮调查。其中，2015年和2020年两轮调查包含了本研究的核心变量，即社会主要问题，因此，本文主要采用了上述两个年份的数据。2015年调查从华东、华北、华中、华南、西南、西北、东北等区域不同层次高校（上海开放大学地址）中抽取大学生样本，覆盖了全国范围内所高校的名在校大学生。由于受响，2020年调查主要对上海市16所不同层次高校（专科大学）的20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为使数据分析结果更具可比性，我们对2015年数据进行了筛选，选取了就于上海市高校的9个样本，并根据2020年的样本分布情况进行了加权处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燕山大学宣传片）”既是对于大学生群体的追踪研究，也是对于“后”和“00后”群体的代际比较研究，对于我们理解青年社会心态及其演进具有重要价值。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特定社会问题认知与社会评价、发展效能及政策偏好之间的关系，即对于社会主要问题持不同判断的大学生群体在上述三个维度呈现出怎样差异化的态度取向。
“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温江区有哪些大学）”询问了被访者对于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的看法。其中，2015年问卷包括了社会治安、房价、腐败、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市场化不足、通货膨胀等21个选项，2020年问卷增加了公共卫生安全。我们在统计过程中将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处理成为多项选择题，不对排序做进一步考察。剔除缺省值后，共计得到个有效样本。表1报告了2015年和2020年的统计结果。
“三距”：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社会流动机会差距。这三者是大学生最的社会主要问题。根据2020年调查结果，贫富差距（自我介绍大学）、城乡差距（中国国防大学级别）与社会流动机会差距（杭州有哪些大学）是大学生群体提及率的社会主要问题。相比于2015年的调查结果，202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贫富差距是社会主要问题的大学生比例仍然居于首位，且比例小幅上升；城乡差距和社会流动机会差距提及率大幅上升，分别升高了10.9个百分点和14.3个百分点。特别是社会流动机会差距问题，在2015年调查结果中，认为社会流动机会差距是社会主要问题的大学生比例仅为7.6%，在所有选项中排名并列第9，而在2020年调查中，这一比例升高至21.8%，成为排名前三的社会主要问题，无论是提及比例还是排名位序均值得。
不难看出，社会公平正义始终是大学生群体最的社会问题。联系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以及对于大学生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带来的冲击，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社会流动机会差距问题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都将是青年群体普遍的社会问题，也是最有可能引发公共舆论的热点议题。
“一房两挑战”：房价高企引发焦虑，人口老龄化与国际环境复杂化成为挑战。除了“三距”问题，“一房两挑战”也是大学生群体度较高的社会问题。根据2020年的调查结果，认为房价、老龄化、国际环境复杂化是中国面临主要问题的大学生比例分别达到17.5%、12.7%和10.6%；相较于2015年，上述比例分别上升了4.8个百分点、5.4个百分点和7.4个百分点，上升幅度仅次于社会流动机会差距和城乡差距问题。
本文认为，房价高企在很大程度上对于“三距”问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在高等教育迈向普及化以及一线城市住房价格保持高位的背景下，以住房为代表的资产价格上涨叠加既有的收入差距、城乡差距、社会流动机会差距可能导致更大程度的财富不平等，并由此引发青年群体尤其是渴望在一线城市安家落户的大学生对于特定群体（教育学大学排名）的不满情绪。
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老龄化和国际环境复杂化是排序上升幅度靠前的两个问题，也代表了中国社会在2015年到2020年间出现的新挑战。在2015年的调查中，提及上述两个问题的比例分别仅为7.3%和3.2%，分别排在所有问题中的第12位和并列第17位；而在2020年的调查中，人口老龄化和国际环境复杂化已经成为提及率第5位和第7位的问题。表面上这些问题与青年发展关系不大，但实际上引发了大学生的广泛。一方面，老龄化问题响着人口抚养比、居民税收和财政负担率，可能对于消费、储蓄等行为存在“挤出效应”，甚至响青年群体的婚育决策。另一方面，国际环境对于外贸进出口的响既可能直接响青年群体的就业和工作，也可能响这一群体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预期。因此，大学生群体对于人口老龄化和国际环境复杂化的并非偶然，且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持续走高。
对比2015年的调查结果，2020年，食品安全、主流价值观缺乏、环境污染及腐败问题是提及比例下降比较大的问题。在2015年的调查中，认为食品安全、主流价值观缺乏、环境污染、腐败是社会主要问题的比例分别为11.7%、17.4%、17.0%和18.8%；而在2020年的调查中，食品安全和主流价值观缺乏的提及率均下降了8.8个百分点，环境污染和腐败问题的提及率也分别下降了7.9个百分点和6.9个百分点。这些结果反映出国家治理在上述四个方面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青年群体的认可。
在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方面，2015年修订并施行的《大学广播体操》，以及2014年修订、2015年施行的《大学生社会问题》为上述问题的持续改善提供了坚实的法治基础。从2015年到2020年，“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逐步成为社会共识。因此，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问题提及率的下降反映出大学生群体对于上述两个方面工作的满意度上升。在主流价值观培育方面，从2015年17.4%的大学生将其作为社会主要问题，至2020年下降到8.6%，这一比例变化表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立德树人”目标指引下取得的成效。此外，腐败始终是公众最的社会主要问题之一。在2013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f4b上海工业技术大学f5b”中，23.9%的被访者认为腐败是“建筑类大学排名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仅次于贫富分化问题f4b郑州医学大学f5b。对比2020年与2015年“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的结果，认为腐败是社会主要问题的大学生比例从18.8%下降到了11.9%。这一结果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反腐败高压态势，取得了反腐败斗争的胜利，亦得到青年群体的认可。
综上所述，“三距一房两挑战”是青年群体较为的社会问题。以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社会流动机会差距为代表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是青年群体的核心关切，房价问题需要持续，人口老龄化和国际环境复杂化问题则代表了中国面临的新风险、新挑战。食品安全、主流价值观缺乏、环境污染及腐败问题提及比例大幅下降，意味着相关方面的国家治理得到青年群体认可。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公众对于特定社会问题的提及率代表了该问题被的程度，但是特定社会问题和社会心态后果之间的关联并不与提及率有关。例如，某些社会问题的程度很高，却没有导致消极的社会心态后果，这意味着前者可能仅代表了公众对于社会现实的理解与国家治理的期待，而非不满情绪；相反，某些社会问题的程度有限，但导致了消极的社会评价和发展效能，那么就需要政策制定者予以更大程度的。因此，关注程度和社会心态后果构成了本文理解社会问题认知的两个维度。接下来，本文基于“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f4b2020f5b”数据综合运用多种统计模型①，将是否认为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社会流动机会差距、房价、老龄化、国际环境复杂化是中国社会主要问题处理为虚拟变量纳入模型，考察其差异化的社会心态后果。
表2报告了特定社会问题认知与社会心态之间的回归分析结果。在这里，社会心态主要包括了三个维度，即社会评价、发展效能和政策偏好，并分别包含多项具体指标。考虑到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社会流动机会差距问题均指向社会公平正义，且从回归结果看上述三个问题在多项指标上均有显著响，因此，我们首先对比上述三个问题的社会心态后果。
关注贫富差距问题的大学生群体，具有低社会评价，支持国家提供社会保障以缩小贫富差距。作为大学生群体关注比例的社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导致的社会心态后果主要体现在社会评价和政策偏好两个维度。一方面，贫富差距导致了消极的社会评价；另一方面，青年群体倾向于支持国家提供社会保障以缩小贫富差距，因此，在发展效能方面并未体现出消极倾向。
具体而言，在社会评价维度，贫富差距问题存在负面响，特别是在公平感和对高资产群体的态度方面。认为贫富差距是社会主要问题的大学生群体对社会公平状况的评价较低，对于高资产群体的态度更加消极。
在发展效能维度，贫富差距问题响不大，仅在个人生活掌控感即“我完全可以选择和掌握自己的生活”方面低于参照。同时，大学生群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期更加乐观，这意味着更加关注贫富差距问题并没有响大学生群体对于中国经济走势的乐观预期。
在政策偏好维度，关注贫富差距问题的大学生群体更倾向于支持以国家实力为基础的社会保障。这一群体认可“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保障每个人的生活”，希望国家政策向困难群体倾斜，同时对国家和的支持度更高，重国家安全问题，认同“遵循的政策对国家的发展很重要”，认为“维持国家秩序”和“物价上涨”②的重要性更高，呈现出明显的物质主义取向。
关注城乡差距问题的大学生群体，具有高社会评价，高发展效能。尽管有将近三成的大学生将城乡差距作为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但是从社会心态看，这一群体无论是在社会评价方面，还是在发展效能方面，均未呈现消极取向，相反呈现出显著高于参照的积极态度。这意味着，青年群体对于城乡差距的关注本质上是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期待。
具体而言，从社会评价看，关注城乡差距问题的大学生群体公平感更高、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更加积极，同时对于高资产群体持相对正面的态度，反对“零和博弈”的财富观，倾向于支持“将蛋糕做大”，通过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实现个体境遇的改善。
从发展效能看，这一群体在个人和国家两方面均呈现更高水平的发展效能感。在个人层面，认为城乡差距是社会主要问题的大学生群体更倾向于相信奋斗改变，对个人生活有掌控感，同时对于未来充满希望；在国家层面，这一群体对于中国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都呈现出更加乐观的预期。
关注社会流动机会差距的大学生群体，社会评价和发展效能大学职业规划，渴望国家兜底。在“三距”问题中，社会流动机会差距导致的社会心态方面取向最值得关注。相较于贫富差距问题，认为社会流动机会差距是社会主要问题的大学生群体在社会评价方面更加消极，且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仇富”心态；与此同时，这一群体在个人和国家两个层面的发展效能感均显著更低。在政策偏好方面，尽管该群体支持国家兜底保障个人生活，但是并未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政治认同。
具体而言，在社会评价方面，认为社会流动机会差距是社会主要问题的大学生群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更为消极、社会公平感更低；该群体在公平观方面更倾向于结果平等，对高资产群体态度更为负面，在财富观上更认同“零和博弈”的观点。结果表明，这一群体不仅在社会评价维度上较为消极，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以“仇富”为主要特点的民粹主义倾向。在发展效能方面，该群体在全部五项指标上均显著低于参照，对于中国经济和政治走势的悲观预期更加值得关注。在政策偏好方面，该群体希望国家承担更多责任保障个人生活，支持对困难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予以政策倾斜，但是并未呈现出更高水平的政治认同。联系上述关于公平观的分析结论，这一结果意味着，不同于贫富差距问题，认为社会流动机会差距是社会主要问题的大学生群体更多是在结果平等层面对提出道德要求和绩效要求，而不是将国家繁荣作为个人境遇改善的前提条件。
综上所述，尽管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社会流动机会差距是大学生群体最关心的三个社会主要问题，且均指向社会公平正义，但是上述三个问题所导致的社会心态后果不尽相同。其中，认为城乡差距是社会主要问题的大学生群体在社会评价和发展效能方面更加积极；贫富差距尽管导致了消极的社会评价，但是在政策偏好维度凸显了“有国才有家”的取向；相较而言，社会流动机会差距问题的社会心态后果值得关注，这一问题一方面表现出消极的社会评价和带有民粹主义倾向的公平观与财富观，另一方面表现为对于国家在道德和绩效层面的较高要求。
表2显示，相较于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社会流动机会差距三个主要问题，房价、老龄化与国际环境复杂化对于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心态响较小，仅在少数指标上呈现出显著差异，这一点也印证了前文的判断，即社会公平正义仍然是响公众社会心态取向的主要议题。
关注高房价问题的大学生群体，可能倒向关注社会流动机会差距问题。总体而言，认为房价高企是社会主要问题的大学生群体在社会评价和发展效能方面均呈现一定程度的消极取向。其中，在社会评价方面，该群体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更为消极；在发展效能方面，该群体对于个人生活的掌控感较低，但对于中国政治形势的预期较为乐观。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群体在个人和国家两个层面发展效能感上呈现出的矛盾，反映了青年群体“对国家和民族发展道路充满信心，却又对个人前途迷茫不安”的纠结心态。如果缺少必要的价值观引导，这种矛盾同样可能倒向普遍的低效能感。
进一步，这种社会心态的变迁趋势同样体现在政策偏好方面。认为房价高企是社会主要问题的大学生群体呈现出与关注社会流动机会差距问题的大学生群体相类似的取向，即一方面支持国家为个人生活兜底，维持社会秩序并物价上涨，另一方面并未呈现出更高水平的政治认同和支持。这些结果都表明，尽管房价问题尚未成为响青年群体积极社会心态培育的主要响因素，但是有必要在社会政策和思想政治教育层面做出妥善安排，避免这一群体由房价问题延伸至社会流动机会差距的负面认知。
关注“两挑战”问题的大学生群体，强调秩序与安全的政策取向。尽管人口老龄化和国际环境复杂化代表了中国在内部和外部面临的不同挑战，但是上述两个问题导致的社会心态后果是类似的。在社会评价和发展效能维度，关注老龄化问题和国际环境复杂化问题的大学生心态总体呈现积极取向。其中，认为老龄化问题是社会主要问题的大学生群体在公平感方面评价更高，对中国政治形势预期更为乐观；认为国际环境复杂化是社会主要问题的大学生群体在个人层面呈现出更高水平的发展效能感。
相较而言，上述两个问题在政策偏好维度的差异更值得关注。无论是关注老龄化问题还是关注国际环境复杂化问题的大学生群体，均更加强调国家安全问题，反对将“让人民在决策中有更多发言权”和“”作为兰州大学哲学系优先级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同时，认为老龄化问题是社会主要问题的大学生群体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支持，认同遵循的政策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人口老龄化和国际环境复杂化问题一方面为青年群体的生活机遇以及择业、婚育等一系列决策带来了挑战，另一方面则超出了个人努力所能响的范围。因此，认为老龄化和国际环境复杂化是社会主要问题的大学生群体在政策偏好维度则倾向于强调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
上文考察了“三距一房两挑战”的社会心态后果。研究发现：不同社会问题认知导致了差异化的社会心态取向。其中，关注城乡差距问题的大学生群体在社会评价和发展效能方面更加积极；贫富差距问题尽管导致了消极的社会评价，但是在政策偏好维度凸显了“有国才有家”的态度取向；认为社会流动机会差距是社会主要问题的大学生群体表现出消极的社会评价和发展效能，以及民粹主义倾向的公平观与财富观，并对国家在道德和绩效层面提出较高要求；房价问题与社会流动机会差距问题导致的社会心态后果存在一定相似性，表明该群体可能由房价问题延伸至社会流动机会差距的负面判断；关注老龄化与国际环境复杂化的大学生群体呈现出相似的社会心态取向，强调秩序与安全的政策偏好。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认为，大学生等青年群体积极社会心态培育需要把握以下关键点：
山东农业大学在哪，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大学生等青年群体凝聚社会共识的公约数。作为大学生群体提及率上升幅度的社会主要问题，城乡差距问题在社会心态层面表现出积极的社会评价和发展效能。这一结果一方面代表了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群体充分认识到持续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表明，对于中国社会主要问题的理解和认识部分代表了公众对于国家治理的期许和憧憬。因此，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一段时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政策将会得到青年群体的广泛支持和普遍认同。培育并充分凝聚上述社会共识，将会在国家治理方面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二，高度关注青年群体对社会流动机会差距问题的担忧，特别是与房价相关的舆论议题。如前文所述，认为社会流动机会差距是社会主要问题的大学生群体在社会评价和发展效能方面呈现出普遍的消极取向，在政策取向方面可能片面强调国家在道德和绩效方面的较高义务；与此同时，房价问题可能成为导致青年群体倒向社会流动机会差距认知的重要原因。在“房住不炒”的政策背景下，城市住房价格持续上涨问题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然而，房价问题仍然是制约大学生群体在大城市就业、婚恋、生育等一系列个人行为的关键因素，进而导致“躺平”“内卷”“打工人”等思想观念的产生，形成社会流动机会差距的认知。社会流动机会差距和房价高企不仅阻碍了积极社会心态的培育，而且可能导致民粹主义倾向的公平观和财富观。上述话题相关的公共舆论有可能被民粹主义情绪裹挟，激化群体对立情绪，撕裂社会舆论共识，挤压公共决策空间。因此，大学生等青年群体对于社会流动机会差距问题的担忧，特别是与房价相关的舆论议题需要引起研究者和决策者的高度重和持续关注。
第三，对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愈发关注可能成为大学生等青年群体社会心态新趋势。对比“三距一房两挑战”的社会心态后果，不难发现，对于贫富差距、人口结构老龄化以及国际环境复杂化问题的关注在政策偏好层面指向了相同的取向，即对于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强调。考虑到贫富差距问题始终是大学生群体最关注的社会主要问题，而人口老龄化和国际环境复杂化问题的提及率从2015年到2020年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上述三个问题的关注程度大概率会维持高位，甚至可能进一步走高。这也意味着，大学生等青年群体对于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关注将同步上升。这也要求我们从青年群体社会心态核心关注点的新趋势出发，准确回应关切，增强社会认同。
作者分别为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青年研究员；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大学生社会问题络社会心态发展规律与引导策略研究”f4b专修大学f5b的阶段性成果，亦感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一流学科建设项目支持
①根据被解释变量不同，本文使用了多元线性回归、二元逻辑斯蒂回归和多元逻辑斯蒂回归等多种统计模型。对于不同模型，我们均纳入了相同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政治面貌、教育层次、父亲受教育年限、14岁时父亲工作职位、14岁时父亲工作单位性质、是否独生子女、上大学前主要成长地、是否毕业于重点高中、大学修专业类型、政治信任水平以排除可能的竞争性解释，更好地考察特定社会问题认知与社会心态之间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使用了回归分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二者之间存在严格的因果关系；相反，我们将特定社会问题认知作为一种类型学框架，通过回归分析考察不同类型群体的社会心态特征。
②在这里，“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f4b2020f5b”询问了被访者“下列选项中哪两项是您最想要的”，选项包括：维持国家秩序、让人民在决策中有更多发言权、物价上涨、。参照相关研究f4b波尔多第二大学f5b，我们将选择“维持国家秩序”和“物价上涨”编码为“物质主义”，将选择“让人民在决策中有更多发言权”和“”编码为“后物质主义”，将其他组合编码为“混合型”，并作为参照组纳入模型。因此，在回归分析的结果中，支持物质主义的发生比更高，即代表了这一类型支持“维持国家秩序”和“物价上涨”的发生比显著高于支持混合型；支持后物质主义的发生比更高，则代表了这一类型支持“让人民在决策中有更多发言权”和“”的发生比显著高于混合型。下同。